1949年4月23日，年仅18岁的唐声林和其他2万多名新入伍的大学生一起，在第二野战军大学的操场上，听校长刘伯承进行“开学第一讲”。
“革命，是要牺牲的，是要时刻准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如果有人怕死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”
原本雅雀无声的操场慢慢有了骚动：一个、两个，十几个，上百个……近一半的人真的走出了校园。
不难理解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，面对生死，本能选择。
“我没有走，我不怕死。南京解放的时候，解放军人人背着行军包，列队进城。晚上就躺在马路上睡觉，从不打扰老百姓。从那时起我就坚信，跟着共产党一定是正确的，跟着解放军解放劳苦大众是光荣的！” 今年90岁的唐声林耳朵有点背，能记住的事情越来越少，但说起这段回忆，每个细节他都历历在目。
从此，信党、爱党、跟党走，成为他一生的信仰。
不怕死不怕险的工程兵！
唐声林考上军校的第一个任务，便是作为工程兵特科支队的一员，支援解放大西南。途经泸定桥时，面对好多战友只能用匍匐前进对抗恐惧，他成为第一批跑过去的新兵。
如果说这样的“刺激”经历仅是预热，那么在朝鲜战场上，他则真真切切感受了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1952年，唐声林随部队入朝，援助朝鲜修复被战争破坏的路、桥和房屋等基础设施。当时整个战争处于胶着状态，上甘岭战役还在进行之中。
在一次修复后勤保障物资的运输线时，唐声林和战友突遇敌军加农炮袭击，数枚炮弹瞬时在方圆八十平方米内接连爆炸，他们立即趴在了路边的排水沟内躲避。
“我当时带着护目镜，眼看着一枚炮弹斜插进了离我们没多远的沟壁上，地面都跟着震了几下。等了一两分钟，没有动静。我先站起来走近看了看，发现是枚哑弹，赶紧招呼战友们一起过来把炮弹拆了，还从里面弄出来20多公斤炸药，留着以后工程建设用。”
顾不上庆幸自己有多幸运，唐声林和战友们迅速处理完这个“不速之客”，便继续投身道路修复工作，抓紧一切时间保障了后勤补给线的通畅。
这一次的惊心动魄并没有动摇唐声林，之后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的签字更是坚定了他的继续革命的决心“就像毛主席说的，‘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’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可以自力更生了。”
从1952年到1955年，唐声林和战友们硬是在“吃糠咽菜”“手拉肩抗”的艰苦环境下，完成了金日成广场、内阁事务局大楼以及东西平壤公路等工程的修建，三次受到金日成接见。
不怕难不怕苦的工程师！
不怕牺牲的唐声林，革命热情并不只体现在“胆”，无论身在何处、处境多难，他始终坚持学习提高自己的“识”，以另一种奉献方式坚守心中的信仰。
朝鲜战场回来后，唐声林被分配到在北京工程兵学校任教员。面对一穷二白的教学条件，他翻阅大量资料，并结合实操经验，自己动手主编了《机械零件》《水上机械》《空压机》《木材加工机械》四本教材。因为家与学校距离较远，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他只在周六骑车回家与妻儿团聚，周日又匆匆赶回学校。
1964年，转业后的唐声林被分配到了水规院，从此，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专注做好一件事。
刚到水规院不久，唐声林便和其他同事一起被下放至湖北阳新五七干校，两年间，唐声林白天裹着裤腿在血吸虫泛滥的田地里劳作，间或到山里爆破，给房建提供基础石料；晚上，他则坚持钻研业务知识，“国家不会总是这样，我得时刻准备着”。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，在返京后的两三年内，凭借这个时期积累下来的理论思考，结合各地出差调研的数据资料，唐声林完成了《闸坝碍航斜面升船机》一书的编制工作，对当时我国内河筑坝碍航港口装卸工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国港口泊位严重不足，尤其是深水泊位更是缺乏，唐声林负责、参与了多项主要港口规划。尤其在广州港总体规划修编期间，他深入调查、搜集资料、分析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趋势，结合国家港口发展和经济发展需求，制定了广州港近期、中期、远期可行的规划方案，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快速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